【编者按】这篇文章是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一，从引用资料的丰富程度可以看到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还有些重要的问题和事件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研究。对于新疆问题各方争议非常大，甚至“新疆”这个说法都会有异议，所以不同立场的人肯定对作者的立场有不同态度。编者认为，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最重要的出发点不是立场而是于事实和逻辑。所以无论作者本人还是编辑部都欢迎读者反馈意见和评论。 【引言】 2021年，英语和欧洲世界中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新冠”病毒外，就是有关“新疆”的道义指责了。。2020年6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之“维吾尔人权政策”进行制裁性立法[1]。2021年3月22日，在成员国大使一致同意之下，欧盟理事会通过决议，对中国新疆高层领导朱海仑、王君正、王明山、陈明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进行制裁，指控其涉嫌“严重侵犯人权”，包括“肆意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拘捕和刑辱”[2]。同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发布了美国、加拿大与英国外长的联合声明，重申其对新疆“人权问题”的认识[3]。同年5月，美国务院发布报告，宣称中国政府在新疆进行“镇压、大规模肆意拘捕、强迫劳动、高技术监视”等[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有关新疆的发言[5] 欧洲议会主席Reinhard Bütikofer于2021年3月23日发表声明，重申欧盟的制裁决定[6]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光于3月22日对欧州政治界与部分学术机构10人、4个实体实施制裁[7]，还进行了各方面的舆论反击。在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2月4日的新华网的《关于涉疆问题的谎言与事实真相》，言西方知识界如郑国恩（Adrian Zenz）及媒体界如BBC等篡改数据，编造其所谓中国在新疆进行“强制绝育”等事，并指出2014年到2019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高，而“新疆各族人民”都依法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宗教信仰自由、接受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等各项权利”[8]。 新华网《关于涉疆问题的谎言与事实真相》文有关中国被控“强制绝育”的内容[9] 走在美国校园之内，很容易感觉到，一旦提到“China”、“CCP”，无论对话者是学中文还是不学、学政治学还是计算机，基本人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新疆问题，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进行对话罢了，很多犹太人甚至把“新疆政策”联系到了本族所经历的纳粹大屠杀；知识界更不用说，在美国大学谈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几乎很难可以避开这个新疆问题，很多人教授愿意研究并教授中国的“国情”，但几乎所有知识精英都对“新疆问题”持极负面的评价。 这篇文章的目的，便是要指出新疆与中亚的历史文化联系，中国对疆政策的核心目的，指出当代“新疆问题”的核心就是要维稳，中央对其地动乱只会施以强力压制并以汉人为主导现代化建设来维持统治。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考察，我们指出新疆目前的民族矛盾，即维吾尔与汉族之矛盾，主要来自于（1）1956年以来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对维吾尔民族整体的打击，（2）改革开放以来的汉人入疆移民，（3）以汉人为主体政府固有偏见之倾向，以及此在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政策凸显和（4）逐渐自由化且高速发展的市场让新疆维族人产生的怨愤。 此文是作者对“新疆问题”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它可以既给读者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视角，希望可以解答一些目前情况之所以然，为我们后文有关90年代以后新疆民族问题趋于紧张化、暴力化与伊斯兰化的发展进行铺垫；另一方面，通过历史维度与民族矛盾的溯源，我们希望读者可以意识到“新疆问题”的复杂性，在其于此进行讨论时可以考虑到其立场的影响、其叙述的可能偏误等，并为我们下一篇研究讨论中国政府目前政策与政策建议做准备。 （一）新疆的基本情况 新疆在近现代以前一直处在华夏文明的边缘之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客观上他们在习俗和习惯法（传统的伊斯兰教法）、语言和信仰（伊斯兰教）上与中亚诸民族趋近[10]，与汉人很不同，主观上他们也不与汉人相认同[11]。从语言上讲，这片地区在10-12世纪经过喀喇汗国、蒙古后裔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而突厥化，人们开始说突厥语言（察合台语），后来其口语分化为今天的乌兹别克语和维吾尔语，至今，说现代维吾尔语的人还可以和其他突厥语系的人进行基本交流（mutually intelligible），这反映在当下乌兹别克流行音乐在新疆的流行上[12]。作为中国与中亚、地中海地区之间唯一可通的陆上商路，这里与西域的贸易收入始终令其周围的政权垂涎，而西边来的“新鲜事物”也一波又一波地进入新疆，外来宗教在当地繁衍、竞争，如前4世纪传入的袄教、1世纪传入而在4-7世纪占主导地位佛教、景教等，直到最终被伊斯兰教取代[13]。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其西域领域被吐蕃和回纥蚕食，当地汉民“吐蕃化”、“回纥化”，中原政权逐渐退出了这片区域。从8世纪到18世纪年的一千年中，来自中亚的民族，比如突厥人，逐渐同化了新疆的当地人，形成了现代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主体。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等国一直有坚信“泛突厥主义”并呼吁突厥斯坦的成立、支持维吾尔的反抗，还有维吾尔人在受压迫时首选逃亡入中亚国家和土耳其、在组织反抗时它们联合；我们也可以理解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民族文化隔阂，这些在后文会有详细的微观说明。 清朝在1755-1759年间因地缘竞争所迫而灭准噶尔汗国（Zunghar Khanate جوڭغار）、推翻了大小和卓的统治，在新疆设立行政区，标志着中原政权对新疆的再征服[14]。清灭亡后，民国时期的汉人军阀、中央政府和突厥主义者在新疆角逐正统，其间突厥斯坦活动者一度获得实质上东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维吾尔语为شەرقىي تۈركىستان，阿拉伯语为تركستان الشرقية）的独立[15]。1949年解放军入疆，取缔了国民党并终结了北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Second East Turkestan Republic）的统治、扑灭了新疆内的突厥独立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统新疆。在1963关闭边境以前，大量维吾尔人离开新疆，他们所谓的“祖国”（ۋەتهننىـــڭ），逃亡中亚和土耳其。 （二）当代中国新疆与政府政策的“维稳”方针： 对于一个由汉人统治、来自中国本部而国家机器拥有无上权力的政权来说，其对疆政策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维稳，这也决定了其对中亚和阿富汗诸国外交的主要诉求。邓小平在1981年“暴恐”事件发生时说：“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可谓一语道破[16]。我认为当前政府“维稳”政策有着一下两点动机： （1）新疆的稳定对中国本部的社会和经济治理意义重大。如果当地稳定，一则可与中亚、地中海地区甚至欧洲进行贸易往来，比如现在的一带一路，新疆的地缘位置让它的社会稳定尤为重要；二则可开发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耕地、牧场、金银矿，进行现代的石油开采和棉花种植等，还能安置内地的人口，他们可因此获得大量的就业和经济机会，比如现在的“西部大开发”、“西气东输”等战略[17]。如果当地秩序紊乱，则贸易会大幅受损、自然资源开发会停滞，比如1980年以来维汉关系的紧张造成汉人的外流[18]、1990以来每次重大暴力袭击事件对当地经济建设和丝路贸易的冲击有目共睹[19]，更何况“独立”的思潮可能会借此蔓延到蒙古西藏，中国成为强国的计划将会化为泡影[20]。 新疆的地理位置位于中亚、西藏和中国本部之间，十分特殊[21] （2）新疆秩序的紊乱会对以汉人为主体的党国合法性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首先，新疆占中国领土面积的1/6左右，“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领导人意识形态中最深层的核心，就像“台湾”“香港”一样，它是“中共实现中国统一、带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必要组成部分[22]。江泽民说：“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百业凋敝，人民遭殃”，即是此深层意识的表现[23]。 其次像阿富汗和中亚诸国一样，新疆的动乱往往会产生以伊斯兰教为动员工具的政治组织，比如清代各种从中亚入侵的和卓集团、阿古柏政权[24]、当代的维吾尔人“分裂”势力，他们挑选当地刻板印象中被认为对伊斯兰社会文化有损的群体（如“跋扈的”汉族），他们利用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文化资源来发动“圣战”，试图“清洗”这些“异教徒”。这些暴力冲突一旦发展则传播迅速，把地区性的矛盾转化成宗教性、全国甚至全球性的仇视[i]。这是因为很多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与中亚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较相似，其受 “汉人的压迫”则会寻求反抗，如果不能在本地这么做则伺机逃亡西部、与当地其他伊斯兰突厥势力相联结，外部势力也会籍此煽动民族情绪以达成自身目的，比如民国的苏联和土耳其、当代的东伊运、极端组织和其外国支持者，所以中国在处理与中亚诸国关系时会强调其要配合中国的反恐反分裂政策、也很重视在新疆内部杜绝外部人员的渗透。而且组织此类活动的宗教精英的神权具有超验性，其对宗教经典和规训的解读往往是难以被世俗理性否定的[25]，比如其对“异教徒”（kāfir كافر）的诋毁就很难被证伪。这些都对中原政权比较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尤其是共产党的官方无神论造成很大威胁[26]。 2019年《新疆》白皮书首先就是重申“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政权的红线[27] （三）当代维吾尔民族问题的起源： 新中国最初的边疆治理主要是要安抚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维吾尔-汉族关系保持稳定，甚至大部分人十分要好。1952年毛泽东和中央在防止分裂主义的框架下确定了在新疆“慎重稳进，做好做细”的政策方针，要求当局不对牧区进行土改、不没收清真寺并“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作一些让步[28]。虽然自1950年代初刘少奇等就开始鼓励汉人移民新疆，得益于毛泽东对“大汉民族主义”的批判[29]、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新疆“民族、宗教特点”的尊重[30]，类似起初满清统治者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国家超比例地选用少数民族，尤其是其蓝领工人来当干部，还允许其使用当地语言作为沟通[31]；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年代，大家自视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的工人在工厂普遍得到了其汉族同工的无私帮助[32]；当时废除对宗教进行的各种改革也因为“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形态而没有引发太多宗教势力的反扑，比如1953-58年对维吾尔传统中强调父权的“三个塔拉克”离婚方式（طلاق）的废除让维族妇女十分满意[33]。此外，人民政府很注重防范苏联的“渗透”，公安局查获了大量自治区与中亚、苏联之间的非法游动人口以及民国时期就开始的东突“分裂分子”[34]，“伊塔事件”以后，政府取缔苏侨协会、遣返苏侨，1963年关闭了中苏边境，1970年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后，以“东突厥”为名反抗者消声了10余年。 然而1960年以后，新疆地区的维汉关系是逐渐恶化的，许多维吾尔人开始不满于中共在疆的统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中国内地导向的政治运动不断加剧，反右运动开始新疆少数民族干部被大幅清洗；1958-62年的过度‘公社集体化’和‘大跃进’ 政策使得新疆自治区推行了强力的民族融合政策，许多维吾尔人群众被迫要进入“多民族公社”，与汉人吃一样的大锅饭；“文革”的影响应该是此中最大的，此时期新疆政府少数民族事务机关被废置、当地上千所的经文学校遭到关停，除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搞破坏、袭击其中维吾尔干部外，红卫兵对清真寺的肆意损毁、对宗教典籍的焚烧、放纵自身的偏见而对维吾尔民族文化及个人的骚扰和攻击造成了维汉之间心理上隔阂的加深[35]：朱培民提到他1960年去视察的时候还可以住在维族人家中，然而文革却把解放初的民族团结打破了[36]。在后来称为分裂势力祖师的Abdulhäkim-Haji Mäkhsum谢赫和他的许多学生比如哈桑·马苏姆、则丁·玉素甫、阿不都哈克都是在这时入狱的。文革是第一次维吾尔人自农村到城市、南疆到北疆，集体性地感到其生活因为自身的伊斯兰传统和穆斯林身份而系统性被扰乱，只是当时社会的革命意识形态模糊了其“受压迫”之感。很多维族年轻人自愿加入红卫兵为此一证[37]。 在1978年拔乱反正后，民族文化获得了一些自由，伊斯兰教的传统习俗再次被允许（之前在文革时中断），然而短短的几年后许多（尤其是南疆的）维吾尔人开始有了“维吾尔穆斯林”受汉人“压迫”的意识，而他们“在土生土长的地方感到自己像个外人”，这种受占领之感（occupation）是造成他们用武力反抗的主要原因[38]。 根据中方资料，1980-1990年间维吾尔族主导的骚乱发生了6起，随后一直到今天其抗争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增加。当时新疆，70年代末就已经有人管汉族青年称为“黑大爷”（维吾尔语khitay خىتـاي的谐音，khitay意为“汉人”）[39]，90年代初新疆已经有民间团伙宣称“自古以来新疆就是独立的国家”“汉族人是侵入新疆的殖民统治者”了[40]。我认为造成维汉矛盾升温的因素有三： （1）先说汉人移民的问题[41]。出于政治运动和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一直持续地向新疆地区输送汉人。起初是往北疆重镇和“新疆建设兵团”大规模地派技术人员、农民和干部，随之是文革等运动发动入疆的年轻人，后来则开始鼓励个人自主入疆并组织干部和教育人员入疆援助。汉人人口从1949年占全疆人口的6%上升到了1990的37.5%，再到2000年的40%，202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汉族是42%[42]，这些还不包括许多80年代以来的汉人“盲流”和“黑户”。1970年以来大量来新疆汉人青年对当地人有许多出于自己的文化自尊而对少数民族习俗颇有触犯[43]。这些行为使得新疆本地人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到大的生活习惯和“伊斯兰”信仰而受到攻击，这些被压迫的个体形成了一个反抗性、民族性的想象共同体（ethno-religious nationalism），“伊斯兰”作为维吾尔族身份中的重要性增强了[44]。 1999年南疆铁路的建设则更是联通了南北疆的运输[45]，汉人大批涌入天山以南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南疆的汉人因为民族隔阂而与维吾尔人分居，维汉村民之间除了经济以外很少有来往，这更加深了民族间的猜疑[46]。而汉人与维族穆斯林极不相同的生活习惯让许多维族人感到自己“优秀”的文化遭受了侵蚀，维汉间偶尔往来间的碰撞时不时地上升为暴力冲突[47]，甚至迫使政府介入。比如汉族人吃“米饭”和“猪肉”、“喝酒”而维吾尔人吃“抓饭”（polu）和清真饭，就造成了许多维吾尔人于1995年组织其了维吾尔传统歌舞聚会（mäshräp مەشرەپ），以抵制汉人在维吾尔聚居区的商店卖酒和猪肉[48]，1998年一位汉族妇女不听劝，非要去摸维族的清真牛羊肉，结果维族的卖肉摊贩一怒之下直接把她和其他当事人砍翻了[49]。维吾尔人因为宗教的原因几乎没有与汉人通婚者（2004年为1.07%），这在血缘上更区隔开了两族的认同[50]。许多汉人因为自己经济的发展和无神论的教育，会天然地以为“伊斯兰”等宗教是落后的、不值得理解的[51]。 这些偏见也反映在政府政策把问题归于维族文化本身而试图消除之的倾向上，比如“揭面纱工作”的呼吁和2011年以来的“靓丽工程”，然而这些反而让维吾尔族妇女产生抵触感而自愿地戴头巾以示反抗[52]。 广泛流行于中亚的“抓饭”（polu ﭘﻮﻟﯘ），在一次建筑工程中汉人工程师因“维吾尔人不吃米饭”而拒绝让其参与，完全是对抓饭文化的不了解[53] （2）汉人几乎独享政治权力和能动性。根据自55年以来原始资料的统计，自治区党政军要职，从组织部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发改委主任从自治区到县一级几乎都被汉人垄断（与西藏不同）[54]，而其所选拔的少数民族代表大都是因为政治关系的提拔，无力改变汉人决定的民族政策、无法为本民族的利益发声，有的甚至因为高高在上而与其故乡民众疏远[55]，于此维吾尔民众的不满造成了1996年3月对其同族的新疆中国人民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伊玛目阿荣汉·哈吉毛拉（Aronghan Haji）的谋杀[56]；而维吾尔干部的不满也使得90年代初期开始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分裂”势力[57]。正如维族学者吐尔文江·吐尔逊所反映的，一个由汉人主导的政府总是有一些民族本位思想，“认为民族文化是保守、落后，使用民族语言不利于社会竞争”[58]，这个问题从1955年自治区设置时就有，比如干部会在不经意间让其维吾尔同事吃猪肉包子，然后嘲笑他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忽视导致了在1990年计划生育政策对维吾尔族的强力推行，使得维吾尔人认为中共在侵犯其宗教神圣之权利而造成了“巴仁乡暴乱“的发生[59]。而且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也从1990年开始不成比例地让汉人获益，这其中很多是因为经济投资被用在了新疆城市中的企业之上，而此则大多为北疆中汉人聚居的地方，尤其是乌鲁木齐和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汉族民众[60]，而南疆如喀什地区的相关投资则日显单薄[61]。 （3）市场化的经济和国家对新疆的“大开发”造成了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感到社会在建设上不完善，便宜了其他人而使得他们在经济、生活上处于劣势，为他们的失业、家庭负担因失去了以前的国家分配而日益繁重、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感到愤慨[62]。这在一方面是市场经济自由化所带来发展不均衡现象的必然结果[63]：在1980年以后的中国，就像大多数其他新兴经济体一样（尤其是像二十世纪后半叶韩国、日本、台湾这样的“发展型经济体”）[64]，人民对政府（与社会）的不满和其抗争（contention）几乎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飞升的：大小城市的抗议从1980年代的每年上百起，增长到1990年的近万起，再到2010的十几万起[65]；中国公民上访的数量也增长迅速，根据统计人民日报的“信访”“上访”“来信来访”的词频从1980年到2013年翻了近6倍。 … Continue reading Winston Montag：“新疆问题”研究：冲突的根源
